我很小的时候，母亲是我最惧怕的人。
我们兄弟姐妹六人，大的比小的依次都长三岁。按母亲的说法，六个娃到吃饭的时候，嘴一张，合起来就是一个吞粮大口子，谁见了都愁啊。
为了拉扯几个孩子长大，母亲早上下午在生产队上工，为了多挣一点工分、多分一点口粮，母亲跟着一帮男人干重体力农活，拉着架子车往田里送粪拉沙。收工回到家，母亲做的饭不是高粱面搅团就是玉米面搅团，或是白水粗粮面条，偶尔能吃上一顿黑面馒头就很高兴了，吃白面馍馍根本就是奢望。这样的生活年幼不知事，弟弟还在吃奶，唯独我在吃饭的时候，不是喊粗粮扎嗓子难吃，就是喊吃不饱。母亲听了黑煞着脸，顺手抓起灶口边的烧火棍，边责骂边抽打我的屁股。这时大哥或姐姐就会一把揽过我护着，也不与母亲顶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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母亲拖着疲累的身子，每天睡得很晚。我们兄弟姐妹六个穿的粗布衣服，都是一个接一个的茬。
母亲每晚都在纺线，仿佛永远不能懈怠。平时冷若冰霜的母亲，她的慈祥，只有深夜的星星和月亮知道。母亲边纺线边轻哼着《解放区的天》，给孩子们催眠，给自己解压。
我四岁那年，跟随在大众食堂做工的父亲进了城。在这里，尽管大多时间在吃别人的剩菜剩饭，但我总算摆脱了饥饿，吃到了人间美味。偶与父亲回家，都会带回一些油炸的剩黄面和倒在垃圾桶又被父亲和我抠出的肉沫。家人们各自分享一点，都是羡慕我跟着父亲享福，父亲却吞吞吐吐地说，要把我送给城里一户没有生养的人家收养。家里其他人都赞父亲为我寻了一户双职工家庭，成了城里人，以后不愁吃穿。母亲却倔强地与父亲大闹一场，说她穷死也不会把她的亲骨肉送与别人。
等大哥二哥姐姐都是劳动力了，家里的生活条件有所改善。但随着生活条件的好转，吃饭时我却耍起了小性子，有时候拒绝吃饭，母亲就给我开小灶，从房梁上取下盛馍馍的红柳筐子，给我一个白面馍馍吃。
这件事，被学校的师生知道了，我遭受了不少嘲讽和白眼。母亲却说我家的娃向往城里人的好生活呢。
大包干后农村的巨变印证了母亲的预言。那个曾令母亲头疼的连吃喝都挑剔的儿子，竟成了乡政府拿工资的干部。上班初，我每月七十五元的工资，给母亲五十元，母亲用我给的钱到市场上买了猪崽，准备养了几只母猪，把下的猪崽卖了增加家庭收入。母亲成了实力派，父亲剃个头、买包烟，都需向母亲申请零花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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父亲去世后，习惯了乡村生活的母亲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她还是力所能及帮弟弟干点轻松的农活。
母亲并不反对我同妻子接她去城里居住生活。离开村里的老屋时，母亲 对着父亲的遗像流着泪说：老头子，我跟着三儿去城里享福了。
母亲的话，是与已故的父亲道别，是与生活了一辈子的老屋和乡村道别。
母亲是个闲不住的人，每天定时给我们做好两顿饭，还要照顾上学的孙女，还要擦地板、擦家具，不让她做，她就多心地说是不是她做的饭难吃，桌子擦得不够干净？
其实，母亲在城里生活后，没有了繁杂的农活，她才真正清闲下来，但也感觉到了孤独。我们兄弟姐妹几个，除我和妹妹，其他都在乡里。每逢节日，母亲就会带着小凳，坐在小区入口，等着能不能见到乡下的儿子或孙子。
有一年元旦，母亲口袋里装着三个苹果，早饭后出门，到晚饭前回家，也没等来乡里的一个儿孙。看着落寞失望的母亲，我心里很难过。第二日，我买了一只羊，打电话招呼兄弟姐妹来家聚聚。母亲见到一大家子人团圆，就消除了愁闷的心情，当儿子的我才明白，人一旦老了，就挂念，就盼儿盼女盼孙，且一个都不能少。一个动作和眼神都能会意。母亲身体不好，肺心病年年冬春复发，我带着母亲去医院治疗，她有时会怔怔地看我一眼，眼神充满了愧疚、无奈和不舍。我读得懂母亲的眼神：吃喝看病都花儿子的钱，感觉自己很无用，是累赘。
终有一天，吃早饭时，母亲盯着我说：“老三，我的身体不行了，会把你拖累死的。”
听了这话，我不由得生气。让老人安度晚年，是每一个做儿女的责任和义务。为了母亲吃得好，家里水果、肉食样样都有，有病了能及时得到医治。尽管后几年母亲的医药费用越来越多，但我和妻子都舍得花这钱。母亲见我少有地生气了，便说，她要出去走走。
也就是在这天下午，母亲病倒了，在医院，医生告知我人不行了。当我用力想抱起母亲上车时，竟不想到母亲身体轻得像一把干柴。
瞬间，我悲痛惭愧的泪水喷涌而出。母亲与我一起生活了七年，我竟然不知她的身体已被病魔消耗得如此干瘦。
母亲的大脸盘迷惑了、我欺骗了我，我根本没有思想准备她老人家要永远地离开我们。
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，她的一生，平凡而又丰盈，她的去世带走了对儿孙的深情和不舍。原稿发表于2022年5月8日《酒泉日报.敦煌文学》。（注：文稿图片来自网络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）
来源：《书香敦煌》微信公众号
